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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享者丨孙毅安：硬币的另一面——向恶而生
孙毅安，1963年生，西安人。1981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，1985年分配到西影文学部任责编。1987年开始剧本创作，著有电影剧本14部，电视剧本5部近200集。现为西影集团高管、国家一级编剧。
硬币的另一面
——向恶而生
作者：孙毅安
我们民族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，毋庸讳言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。它浸润、熏陶、感染，潜移默化地对于我们今天所呈现的优秀民族性格的形成，起到了极大的塑造作用。然而，事物都有两面，就像硬币有正反面一样，我们的文化中，也有不足称道甚至令人憎恨的一面。
忽略或者选择无视这一面，是掩耳盗铃的鸵鸟做法。你看或者不看，它就在那里；你说或者不说，它无法回避。当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，“能闻鸡犬之声，老死不相往来”的小国寡民状态，被互联网不动声色地终结掉了。海量信息的快捷交流使得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你影响我，我影响你。这其中谁都不可能独自存活，独善其身。由此就出现一个问题：当地球村各个民族进行频繁的文化交流时，如果某个民族文化的某部分不被认同，那么可能这个民族的文化就整体不被认同，进而形成整个民族不被认同的尴尬局面。而这恰恰是致命的——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，是各国通力合作，各民族智慧，知识，创意，创造发明等相互碰撞相互启发，导致科技水平几何级数增长的结果。合作的国家行走在高速车道上，而孤立的群体则蹒跚在乡间小路上。即便你奋力追赶，从相对论的角度看，乡间小路上的行者等于静止不动原地踏步。久而久之，落后不可避免。
因此，探讨民族文化这枚硬币的另一面，很有必要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它可能决定一个国家的运势。
在先秦和战国时代，我们民族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中，处于领先地位。墨子的非攻理念，孟子的“民为天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观点，在人类文明初期就闪耀着人文关怀的光辉。这样的文化精神也塑造了我们弃恶扬善，重诺轻生，舍身取义的民族性格。那时候的中国人，人格极为清澈，活的通透敞亮。那是一个义人接踵，英雄辈出的时代。豫让为报主恩，毁家易容，三刺赵襄子直到捐躯。“人以士待我，我以死报之”。荆轲一诺千金，只因答应了燕太子丹，慨然入秦，只身刺秦王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这是怎样令人钦佩的人格，怎样向死而生的悲壮！以至于几千年过去，他们的故事还在被传唱。
这种清澈的民族性格，在暴秦到来后，被彻底打压。始皇帝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铜人，表面看起来是铸剑为犁休养生息，实则将六国人连同秦人的反抗精神一把火烧掉了。而到了汉代，“侠以武犯禁”，自汉武帝刘彻以降，皇权对侠客义士进行了国家层面的严厉打击，不仅灭了豪强，更重要的是其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精神引导，将国人的勇敢和反抗意识一并剪除。而到了宋明理学提出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更是对国人进行了彻底的精神阉割。从此，我们民族性格硬币原本平滑的另一面，开始有了恶的皱褶。
东汉末年群雄逐鹿，董卓率西凉军入长安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独揽朝政，朝野皆怨愤。曹操刺杀董卓未遂而出逃，被县令陈宫所擒，幸而曹操慷慨陈词，说服陈宫还其自由并共图大业，于是两人遁走乡野，于日暮投奔曹操故交吕伯奢并受到热情款待，可是曹操却不经意间，看见吕伯奢在偏房磨刀霍霍，怀疑吕伯奢卖友求荣，打算杀了自己请赏，遂仗剑斩杀吕伯奢，后发觉偏房外拴着待宰羔羊，方知错怪了故交。正当陈宫羞愧不已之际，曹操却口吐莲花，说出了流传千古的名言：“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不教天下人负我”。言毕一不做二不休，斩草除根杀了吕伯奢全家。
恩将仇报到如此境地，丧尽天良本应受到谴责，然而曹操却收获了千百年来的追捧。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”“做大事者，不可施妇人之仁”。我小时候看《三国演义》，小伙伴们都为曹操惊世骇俗的举动所叹服。奸则奸矣，然而雄杰当之无愧。
我们的文化也为背信弃义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。“良禽择木而栖”“君子不立危墙之下”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”。好鸟不管栖身的树陪伴了自己多少年，一旦树得病了，那就立马飞走。君子固然要远离快要坍塌的墙，可是要不要看看墙下是否有别人？审时度势固然重要，然而信守承诺就不重要了吗？一个人果若不自私，天地鬼神都不会放过他。
说实话，这都是什么混账逻辑！
生，我所欲也，义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先秦祖辈闪烁着理想光芒的人生信条，到了此刻，变得卑微而下作。由此生发了更不堪的人生哲学：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”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”“枪打出头鸟”最终引申为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。这样的格言警句广为传播，其后果就是整个民族失去了血性和锐气。蒙古几十万人就灭了南宋，满清十三万八旗兵就横扫了整个中国。扬州屠城，一个八旗兵骑马举刀，高呼“蛮子，来，来！”当街数百人引颈受戮。八国联军不足两万人，居然自天津登陆，势如破竹直接杀到北京。南京城破，一百八十名日本兵就能押解三千多人到江边，犹如宰羔羊般一排排射死。据参与这次屠杀的日军士兵在回忆录里记载，看着黑压压的人群，一个中队的日军都吓傻了，假如国人奋起反抗，那日本兵一个也活不了——三千多人对一百八十人，二十个打一个，近距离搏斗，有枪又能管什么用？
然而没有一个人反抗。都想活，却都想让别人先出头当替死鬼，然后自己活。每个人都这样想，最后谁也没能活。
孱弱胆怯到这个程度，还要高喊“犯我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。哎呀，笑得我奶疼，两只都疼。
这种自私自利导致的为己排他，在今日也演变得令人痛心疾首。一个女孩子落水，围观的几十条大汉就那么看着，直到一个年过六旬的英国领事跳下水救人。你们不脸红不惭愧吗？如果换了我，我就吐口唾沫淹死自己得了。在繁华的大街上，一个莽汉在痛殴老婆，同样围了一群精壮男人在看西洋景。你们家里没有女人吗？如果挨打的是你母亲你的姐妹又该做什么？在小学校门口，一个神经病挥把小刀，就能伤害七个孩子。那些接娃的家长，你们还算个男人还是父亲吗？就指望你们这些娘炮收复钓鱼岛吗？
这担当这勇气，我猜海里的鱼个头大一点，都能把你们吓尿裤。
然而虽然现实中都是弱鸡，网络上却都是雄鸡甚至是雄鹰。“宁可中华不长草，也要收复钓鱼岛！”“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！““拳打欧美，脚踢阿三！”“十四亿人一声吼，地球也要抖三抖！”
鸭子都煮熟了嘴还硬，你咋不能得上天呢。
在我们的课本里，田忌赛马被高度评价。明明是不守规则的行为，却被理解为聪明和智慧。南宋联合蒙古灭金，后蒙古进攻南宋，宋使节在蒙古大帐哭诉哀求，质问蒙古为何出尔反尔，卸磨杀驴攻打盟友？蒙古大汗把一盒契约扔在地上说：“你找出一份你们兑现承诺的蒙宋合约，我就撤兵。”
一份也没有。使节绝望，大哭而去。
犯贱是要挨打的，更多的时候，说话如放屁更要挨打，而且打的更狠。
有一句话流传甚广：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
窃以为这是句混账话，而且基本不是人话。这种情形一般只发生在动物界，比如两只一母所生的小狗，平素玩的挺好，一到吃饭就翻脸不认狗，都想多吃多占，谁动它的食物跟谁急，彻底不管狐朋狗友的面子了。但是等到吃饱了，两只狗又可以乐呵呵地一起玩。人与人之间这种行为，多见于地痞无赖，正人君子没那个事。反正我知道英美两国自1803年美加战争后，到如今一直是朋友，他们没有利益冲突？当然有，但是他们可以管控矛盾，保持友谊。美国和法国，法国和英国，英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，都是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友谊。考虑到人的寿命一般不过百岁。这应该算永远的朋友吧。
洋为中用，人家的优点咱也得学学。
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”“为人应怀三分戒，未可全抛一片心”。不信任别人，不相信任何人，觉得总有刁民想害朕。于是整个社会就变成了缺乏信任的社会。不信你下雨天把车停在路边请一位没带伞的女士上车避雨，或者你在陌生街道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可爱小姑娘打招呼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？
还有一个更令人咋舌的现象：不患贫而患不公。本来公司年底给张三发了一万块的奖金，这算是大红包了——去年他的年终奖只有五千块。奖金翻了一番，张三本该高兴才是，可是他听说李四拿了一万两千块，王五更不像话，居然拿了两万块奖金！这下子张三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他不去想为什么别人拿的多而他拿的少，他只想凭什么李四王五拿了辣莫多钱？都是一个公司的都是本科毕业，凭什么你们凭什么？老板也太不公平了。
穷不可怕，哪怕穷死都没关系，但是不能你过得好而我过得不好。要穷大家一起穷，谁也别笑话谁。于是就出现这种情况：你过得好，他羡慕嫉妒恨，你过得不好，他耻笑你瞧不起你。所谓恨人有笑人无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这样不正常的社会文化，逼得很多人明明过得很好，但是要装出一副落魄的样子，不露富是为了不招人恨。
人无外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。这句格言给贪腐受贿捞外快拿黑钱提供了心理依据。不要以为无权无势就没法贪腐，任何机会和便利都可以成为腐败的温床。每年交公粮的时候，给负责收粮的递上两包烟，保管等级评得高，分量称得足。如今不交公粮了，平时给村支书、村长、村委会干部点儿小恩小惠，批庄基地不仅能批到好地段，还能额外多占一些面积。给工段长点好处费，即便上班迟到了，也有人帮忙打卡。哪怕在街道办当个卫生检查员，都能从商户那里得到一些好处：水果摊上的一把香蕉，熟食店里的两个卤猪蹄。
这种全民行贿受贿的行为，催生出看人下菜的处世哲学。从前我家邻居有一位马叔叔，他口袋里永远装着两包烟，一包是五毛多的牡丹，一包是两毛钱的宝成，马叔叔见到领导敬牡丹，见到工友递宝成。为这事我老爹没少笑话他。
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，从自私自利到明哲保身，再到相互伤害，这几乎是必然，是必由之路。而且伤害的表现形式，是底层互害。
为什么是底层互害？
很简单，底层没什么社会资源没什么能量，没办法没手段去伤害高层，他只能害同层，害甚至比他还低的阶层。这就跟一个男人在外受了委屈，回家拿老婆孩子撒气一样，不管谁惹了我，我都回家打老婆。顺便说一句，最鄙视这种家暴男，狼心兔胆，欺软怕硬，有一个算一个都给爷去死。
互相伤害最明显的社会政治形式就是“挑动群众斗群众”，这招数，战例，后果，文革期间比比皆是耳熟能详，就不在这里细说了，仅举三个有代表性的例子：一，在社会上受了委屈生存压力大打算轻生，于是拿刀到小学砍素不相识的孩子。二，住宅被拆迁心怀不满，开着公交车把一车乘客拉到江底同归于尽。三，抵制日货，却在街头把同胞的日系车推翻，用U型锁把无辜同胞打成植物人。
弱者挥刀向更弱者，因为他不敢去伤害强者，哪怕他已经打算赴死，都没有面对强者的勇气。对这种人，你能说什么好呢。
全民互害如今多表现在经济层面，就是各种造假。说到造假的危害，每一个人都深有体会。屠夫卖注水猪肉，想着反正我自己不吃。农夫卖膨大剂水果，卖添加三聚氰胺的牛奶，反正我不喝。但是你吃不吃盐挂不挂点滴打不打疫苗？买不买种子化肥？百密一疏，防不胜防，总有造假的能坑到你。最终结果是每一个人都受到伤害，全民互害形势胜利布局完毕。
底层互害还有一个特殊的表征，那就是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。比如某人一直是流水线上默默无闻的装配工，平时总是受欺负，突然走了狗屎运，被升职为工段长，哎呀那可了不得，他一准比车间主任还厂长，能把普通工人折腾个半死。再比如某村民素来都是受气包，谨小慎微过日子，突然当地有了配合司法机关追查逃犯的任务，他被发了红袖箍和警棍，去当协查员，您就等着看吧，他不把从他面前走过的所有人查个底儿掉，绝不善罢甘休。哪怕明显不是逃犯，他也要抖抖大权在手的威风。
至于这两年来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底层互害，我就不多说了，诸位都有切身体会。
这种向恶而生的陋习，除了传统文化上的熏染之外，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。我们民族品格某种程度的堕落，和封建社会里《商君书》的被追捧有很大的关系，壹民、弱民、疲民、愚民，各种手段强加在百姓头上，从而以利于君王对于百姓的管理。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历史中，历代君王一手《商君书》，一手孔孟之道，恩威并施，将民众牢牢控制在皇权之下。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准的双重严苛和艰难，使得民众在无数次被欺压被凌辱后，总结出基本的生存法则，这些法则以谚语俗话的形式代代相传，造成了我们文化中不堪入目的一面——向恶而生。
我们可以举一个鲜活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。在全国范围内，很长一段时间河南人的名声都不是太好，不讲道理，没有信誉，粗暴低俗，造假骗人……于是河南人在外省经常被歧视。
难道这是河南人的责任吗？难道河南人天生就这样？
河南是人口大省，也是农业大省，除了黄河年年闹水灾外，历朝历代只要有人想当皇帝改朝换代，就跑到河南来打，美其名曰“逐鹿中原”。河南人招谁惹谁了？你们要当皇帝不在你家打，为毛都到我家来，把我的家园打个稀巴烂？天灾加人祸，使得河南人的生存环境极为艰难，为了活下去，河南人必须全力以赴不择手段。有条件要活，没有条件，创造条件也要活。天赋人权，就包括人的生存权。河南人为了生存，他们有错吗？
如今社会进步了，河南的经济发展很快也很好，对于河南人的诟病，基本绝迹。
为什么传统文化之恶，其表现多在底层？
这里有很深层的原因。威权社会的显著特点是，权力是垂直下达的，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如此。越到下层，官吏的素质越低，他们带给民众的伤害就越大。权力没有边界，底层的反抗也没有边界。你带给我一分的伤害，我还你十分的报复。而当报复无法施加于官员时，同处于底层的普通民众就成了受害者。
恶之花在底层盛开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，底层约束民众的硬件缺失。在以往的几千年，皇权不下县，县以下民众的行为，都由民间的机构代为管理，比如商会，宗族等。一个人如果做生意坑蒙拐骗，他会被商会驱逐，从此无法做生意。一个人如果勾引良家妇女，他会被宗族除名，从此变成孤魂野鬼。如今这一切可以约束民众的团体和禁锢和惧怕，都消失不见了。底层民众面对不公时，他没有可以依靠的团体，面对诱惑时，也没有可以惩罚他的人。
一切由他做主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
怎么改变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现状？除了社会硬件的完善之外，软件建设也迫在眉睫。
管仲云：仓廪实则知礼节。民众过上了好日子，住的安心吃的放心玩的开心生活的舒心，你让他没礼貌没教养偷奸使坏他都不干。
我们是全球人口体量最大的国家，十四亿人的素质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到全球人口素质的高低。而要提高民众的素质，除了搞好经济让民众安心生活之外，文化建设的提升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，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环。
希望我们的族群向善而生，民众素质越来越好，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，可以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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